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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间，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持续深化发展，城镇化率实现了年均超过一个百分点的快速增长。在快速的城镇化发展进程中，为了进一步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，2010年以后国家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，致力于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。近十年左右，县域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“社会事实”，面对农民的现实选择，以及县域城镇化带来的城乡社会结构的变化，国家适时提出推进“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”，县域成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空间载体。
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，依赖于城镇化的继续推进。但是，城镇化不能仅从常住人口比例上看，还要深入社会结构，甚至深入观察参与其中的人。朱战辉博士抓住中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这个关键“社会事实”，尝试从农民生活和基层社会结构变化的角度，分析中国城镇化和基层社会转型过程，对县域城镇化的风险做了预判，并思考中国城镇化如何顺利推进问题。“落脚县城”这一概括可从两个层面理解：一是描述当前农民的城镇化状态，暗含着农民经过多年奋斗后，终于有了生活上的根本改变；二是从长远来看，落脚县城并不意味着扎根，这包含着对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化进程的反思。
农民是城镇化的能动主体，面对进城的内在动力和城市生活风险之间的张力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既受到客观社会结构的约束，同时也在能动性地适应中塑造着中国基层社会结构。一方面，农民理性地选择了家乡县城作为城镇化的目的地，这是与农民家庭对城镇化成本承受能力相适应的。另一方面，县城与乡村同属于一个地方社会时空范畴，农民进入县城能够与乡村保持便利而紧密的联系，对县城的熟悉感以及保持农村的连接，极大地增强了进城农民的心理安全感。
县城作为城镇化的重要载体，承载着农民对实现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在县城体面安居成为进城农民新的发展目标追求。县域城镇化还处于发展阶段，农民的城镇化还具有不稳定性，“半城半乡”既是对城乡社会结构、农民家庭结构的概括，同时也是对县域城镇化过渡状态的机制总结，意味着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发展离不开广大乡村腹地。随着农民对城镇化进程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加深，与“半工半耕”模式下依靠家庭劳动力建构的城乡连接纽带和机制有所不同，“半城半乡”意味着城乡之间的连接将更加全面和紧密，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恰恰在县域，这为我国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，同时也带来了挑战。
中国的现代化和城镇化将是长期过程，其中还可能存在反复。在现代化全面实现之前，乡村在维持社会稳定和降低社会风险方面，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。“落脚县城”的好处是进城农民并未切断与乡村的联系，乡村社会经济系统发挥着对农民城镇化的支持作用，同时也为处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提供社会文化和心理安全的支撑。与上一代农民相比，年轻一代的进城人口越来越多地将融入城市当作生活目标，城乡关系从过去的“半工半耕”向“半城半乡”过渡，城乡关系的性质、内涵有了极大的丰富。在继续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，如何巩固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“后方”功能，是政策上需要考虑的问题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本书对一些地区激进县城城镇化做法所做的反思，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。
（原标题：县城是城镇化的终点吗）
来源：北京日报 作者 桂华（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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